――专访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彭林

　　20世纪，大学生中存在“高分低能”的现象；如今的大学生，人文素养缺乏的问题日益突出，被认为“有知识没文化”。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此，《小康》独家专访了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礼仪深有研究的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彭林先生。

　　《小康》：一般意义上来说，学校就是一个传道、授业、解惑的地方，特别是高等学校高知云集，培养的也是未来的高级人才。可是，现在的大学生被认为“有知识没文化”。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彭林：如今的大学教育中，存在的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是：重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教育，而比较忽视人的素养、职业道德、人文关怀等方面的教育。上大学的目的普遍是为了个人将来的飞黄腾达，所以一旦出了国，就不想回国，一旦毕了业，就拼命挣钱，过好日子。至于民族的发展、社会存在的问题，都与自己没有关系。目前，大学生普遍没有文化自尊，也没有文化自觉。这是非常可悲甚至是可怕的现象。

　　《小康》：在“有知识没文化”语境下，“知识”、“文化”具体指什么？“知识”和“文化”是怎样一种关系？按您的观点，怎样才算是“有知识”、“有文化”？

　　彭林：“文化”一词，当前全世界都在使用，但是它的确切含义，至今没有人能用一句话概括出来。总体而言，凡是人类创造的一切都是文化，它的形态主要有三种：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制度文化。

　　“文化”一词，在我国古代有特殊的内涵。古人认为安定天下有文治和武功两种方法。《礼记》说：“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在天下大乱的时候，需要用武功来吊民伐罪，安邦定国，例如武王伐纣。而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则要靠文治，就是用道德理念来教化民众，例如文王所做的那样。

　　“文”这个字，在古文中通常是褒义词，例如《尚书》和《诗经》里的 “文人”，是指有文德之人。通常讲的“文教”也是文德之教。

　　而知识主要是指具体学科的知识，例如物理知识、医学知识、文史知识等，是偏重于记忆性、技术性、职业性的知识。

　　文化不然，文化是要深入到认知者的本体中去的，是要成为生命体中的灵魂的东西。文化具有超越具体职业、学科的特点，但又能影响到一切职业的行为。

　　知识是外在于你的东西，是材料、工具，是可以量化的知道；必须让知识进入人的认知本体，渗透他的生活与行为，才能称之为文化。

　　生活的质量和生命的价值如何，是浑浑噩噩一世，还是行尸走肉、饭囊衣架一个？取决于文化的有无与高下。

　　《小康》：您认为，造成“有知识没文化”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有哪些？

　　彭林：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主要与我们在相当长一个时期里，大学教育的导向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过分地强调专业分工，只关注工具价值、技术教育的实用主义倾向愈演愈烈，忽略甚至放弃“无用”的人文教育，实用心理、职业技能本身几乎成了最高的价值诉求，其结果只能是产出大批白字连篇、有技术无人文的大学生。

　　另外，我国的经济实力还没有强大到足以为全社会提供高福利的程度，就业的竞争比较激烈，而高学历者选择的机会较多。这些都是外部环境的压力。但是，现行的教育体制也有责任，我想主要有几个问题：

　　一是，由于高中阶段过早地实行文、理分科，大学时代又忽视提高中文素养，加上传统语文教学的偏差，人们往往误以为“是个中国人，还不会中文？”还有多少学生自觉地重视人文素养的提高？而现有的政治教育偏重于理论，对于学生的人格教育注意不够，或者根本就没有位置，结果造成了“两张皮”的现象，理论一大套，实际做不到，造成了双重人格。

　　二是，将学校教师划成两块，一块是政工干部、思想工作队伍，是专门负责管理学生的思想的；另一块是专业教育师资，专门负责学生的业务知识教育。我认为这种划分是很幼稚的。我国的传统就是教书育人，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韩愈把传道放在教师职责的第一位，是非常正确的。只有道正了，授业和解惑才是有意义的。学校应该要求教师都必须树立“传道”的意识，怎么可以让一部分教师放弃传道的责任呢？

　　我在内地和香港都参加过招生，差别非常之明显。香港的学生在自我陈述时，总是首先介绍自己做过多少时间的义工、帮助过多少有困难的人，语气都很自豪，在他们准备的材料里，往往是各种做义工获得的证明和奖状。由此可见，香港的学校非常注意培养学生的公德心和关怀社会的意识。而内地的学生在陈述时，几乎都是自吹自擂的自我推销，夸耀自己的成绩如何优秀，在全国知识竞赛中得过第几名，几乎没有人会谈到做过多少时间的义工。这种反差，令人感慨无比：我们究竟是在培养什么样的学生？

　　人文主义的缺失确实已成为今日大学教育中的一个严峻问题。大学不是为社会输送一般的职业技术人才，而是要培养社会各界的未来领袖人才，造就一个民族的中坚力量。如何给一个技术主义一边倒的时代真正增添人文主义的亮度，这不仅牵涉到一些制度层面的问题，而且与整个办学理念有千丝万缕的纠葛。

　　《小康》：我们这个民族经过了五千年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文化，有人认为这套文化的核心是“礼”。您认为“礼”文化在培养“有知识有文化”人才方面会有哪些作用？

　　彭林：任何一种道德，只有是可以操作的，才能对社会发生作用，否则就是空道理，或者是无补于世的空话。中国古代的贤哲，把道德理念分解为各种形式的礼，比如孝敬父母、尊敬师长、恭敬谦让、文雅相待等都是通过礼体现的。把这些东西都取消了，它所蕴含的道德也就随之消失了。中国自古就有“礼仪之邦”的美誉，可是如今连最起码的礼仪都没有了，国民素质的提高成了一句口号，没有办法落到实处。

　　人文知识教育与人文素质教育不是两张皮，人文知识是人文精神的载体，只有将知识讲透、讲精彩，人文精神才能彰显。而如果离开了知识点的讲授，只讲礼学精神，就会将思想架空。 礼是要践行的，所以《礼记》说：“礼者，履也。”

　　《小康》：那么，您认为中国的大学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也就是说，怎样做才能培养出“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才？

　　彭林：“无科技不足以强国，无文化则足以亡种。”从人的发展来看，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是主要的。

　　人才的培养要培养一个有阶梯的，有教育的，有人文理念的。知识可以在学校中获得，即使你获得了硕士学位，即使你拿到了博士、博士后的证书，这仅仅只能说明你到达了一个学位的高度，但并不能说明你到达了一个文化的高度，中国文化经过了五千年的沉淀，凝聚了一代又一代学者的心血，它具有深刻而悠久的历史底蕴，我们的教育必须要放在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大背景下，才能使其具有自己的思想和理念，而不是一味的模仿。离开一个国家的价值观，文化传承，文化体制，发展的阶段，工业管理的科学是非常荒谬的事。

　　必须在大学里面推行通识教育。学校要让学生关注专业之外更为重要的关于人生和社会的问题，对法学、伦理学等有所了解。没有社会关怀的专家走向社会，其结果不是亲民，而是扰民。

　　大学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养人格完善的科学人才，它包含两个不可或缺的部分：一是学生的精神层面，包括人格修养、精神境界、文化自觉、社会责任等等；二是学生的专业技能，是学生改造社会、造福人类的手段。文化素质课虽有完善学生知识结构的任务，但落脚点却是在提升学生的精神境界上；这是专业课所不能替代，或者说不能完全替代的。

　　“求学与做人，贵能齐头并进，更贵能融通合一。”

　　“做人的最高基础在求学，求学之最高旨趣在做人。”

　　“职业仅为个人，事业则为大众。立志成功事业，不怕没有职业。专心谋求职业，不一定能成事业。”